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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教育侏罗纪】中文科听说考试,一个近四十年的问题

【教育侏罗纪】中文科听说考试,一个近四十年的问题

学校课程专责小组委员会6月公布谘询文件,建议检讨聆听和说话评核的作用。有网民认为此举是为推动普教中铺路,也有人认为改革是走回头路。其实,在讨论中文科公开试应否设聆听、说话考核之先,还需理清其发展脉络。本文旨在为课改争论提供一些背景资料。

一切要从中国语文、中国文学分科开始说起。1968年,教育司(现称教育局局长)成立委员会就中文、文学分科作谘询,建议最终在70年代落实。中学中国语文科科目委员会在1975年编订的《中学中国语文科暂定课程纲要》便是为分科而设,观乎课纲,当时中文科的主要目标在于培训学生的语文思考能力,至于学生对中国文学的认识、兴趣,则属次要目标。前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施仲谋教授就曾撰文批评,当时课改只强调语文能力训练,是「走进了『唯工具论』的死胡同」。

这情况在中国语文及文化科成立后有所改变。1986年,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于〈第二号报告书〉首次提出在中六开设中化科。1988年,教育署官员苏辉祖在一场演讲中曾言,中文课程应该「文道合一」,强调中文科除了语文运用外,也应该兼顾文化、品德等元素。1989年11月,「中六工作小组」正式发表报告书,建议在1992-1993年度于中六开设中化科。

观乎中化科的课程纲要,其目标是培养「巩固学生已往所学的中国语文基本知识,提高学生阅读、写作、聆听、说话等语文能力,尤其着重思维的训练与语文的实际应用」,相较于以往,课程更重视文化等元素。

但与此同时,中化科的考制改革也提升了科目的实用性,更首次将聆听、说话列入考核範围。1989年的《中六教育工作小组报告书》明言,中化科的功能应与英语运用科相同,目的之一是加强学生的语文运用能力,如讲及写,以及他们对语法结构及修辞的认识。

前考试局(现称考评局)高级科目主任冯禄德在1993年撰文指,中学中文科的课纲早已将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订为教学目标,而中化科的考评制度应予以配合。他也强调,中化科会将「最具代表性或对学生前途具有价值的学习重点」纳入考试範围。过去会考中文科只设读写考试,决策者明显认为听说考核「对前途具有价值」,才将之列入考试範围当中。

其实,课程发展议会与考试局就中化科举办过多场研讨会,其间不乏中学教师质疑其考评设计。有教师认为,中文是香港人的母语,中化科却要参考第二语言的考核方式,并不合理。也有教师认为中化科试卷的分法繁琐,建议取消听说两张价值不大的考卷。

当然,中化科的考生本在会考中文科取得合格成绩,具备一定能力,故尚能够应付五卷考核。另外,在报读大学时,中化科一般只计半科成绩,只要合格,即不会造成太大影响。也许因为如此,中化科在落实后未有招来太大争议。

但在新高中实施以后,中文科公开试的问题开始浮现,甚至被称为「死亡之卷」。2006年,中学会考仍然只考读写两卷。自 2007年起,会考中文分别设阅读、写作、聆听、说话、综合能力卷,这考核模式基本上延续到文凭试。

须知,文凭试有别于旧制高考,中文是计全科而非半科,对升学的影响更大。而且,预科只设中、英两个必修科,而文凭试设中、英、数、通识四个必修科,如果考卷繁琐,兼重各种技能考核,学生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操练。

固然,文凭试选修科考核内容的广度、深度与旧制高考不可比拟。然而,高考考生已经过会考初步筛选,确保有一定学习能力,而文凭试考生能力则较参差,故考制更需要顾及学习差异。

面对如斯困局,局方认为最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法是简化考制。事实上,聆听及综合能力卷早于2016年合併为一份考卷,中文科的考卷总数已经由5份减为4份。到了2017年,时任考评局秘书长唐创时进一步提出将中文科减至只考读写两卷,他的理据是比较两岸三地的中文考制,就只有香港设聆听、说话考卷,既然文凭试必修科目已达四科之多,为减师生压力,不如只考读写两卷。及至今年6月,课程专责小组委员会终于发表谘询报告,建议改革考制。

是次考改之所以招来众议,当然是因为过去政府谎言道尽,尤其是特首林郑月娥、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竟然以台湾陈同佳案为由推动《逃犯条例》修订,将在内地犯法的港人移送中国,实在荒谬之至。经此事过后,官民几乎彻底失去互信,市民不得不对政府的政策抽丝剥茧,唯恐当中有甚幺「魔鬼细节」。政府如此无能、失德,市民的恐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但是,中文考改始终有其历史脉络,对于支持、反对者而言,认清其沿革实在有助作出更準确的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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